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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不该忘记:朱湘的生命挽歌  

2007-11-19 08:47:26|  分类: 文史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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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不该忘记:朱湘的生命挽歌

罗会祥

 

写下这个题目,我的心情便感到一种异样的沉重。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写这篇沉重的文字,是缘于不久前在一家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。那文章的题目挺刺眼:《饿死你狗日的诗人》。意思是说,当今社会不要诗歌,市场经济也没有诗人的一席之地,诗人再清高,饿死活该。细想也是,不过,大可不必为诗人担忧,今日中国,靠写诗养家活口的职业诗人,有吗?专业诗人有的是“皇粮”,离“饿死”的威胁远着哩。

中国有句古话,曰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。这话现在怕是没人听了,因为“笑贫不笑娼”已成为“社会流行风”。不过,历史上纯粹意义的诗人总是以“饿死”为小,以“失节”为大,最典型的莫过于半个世纪前的诗人朱湘。当他面临着“饿死”的威胁,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头去求他的同学和同事的时候,他为之献身的诗歌艺术没能拯救他,然而,他终究没有被逼良为娼,更没有沦为向权贵或商贾乞食的文丐,结果,他选择了投江自杀这条绝路。

朱湘生前寂寞,死后依然寂寞。历史常常重复,现在重提朱湘的名字,或许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趣,但诗人之死,或许能给某些人以人生的启迪。

 

诗人·教授

朱湘别号子沅,祖籍安徽省太湖县,祖居弥陀寺百草林。他的父亲朱延熹是前清翰林,博览群书,学问精深,连任江西学台和湖南道台。朱湘1904年生于湖南沅凌,兄弟五人,他排行第五。年幼之时,父母便相继去世,他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庇荫,自小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。

诗穷而后工。童年生活的不幸,使朱湘对人生较早地获得了一种感悟,1922年,他刚满十八岁便登上了中国诗坛,然后以《夏天》和《草莽集》两本诗集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。当时,他的诗才与郭沫若、闻一多等人齐名。沈从文对朱湘的诗歌作过这样的评价:

朱湘在《草莽集》各诗上,所有的试验,是已经得到了非常成功的。若说郭沫若某一部分的诗歌,保留的是中国旧诗的夸张与豪放,则朱湘的诗,保留的是中国旧词韵律节奏的魂灵。……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,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,写成他自己的诗歌,朱湘的诗的特点在此。他那成就,也因此只像是个“修正”旧诗,用一个新时代应有的感情,使中国的诗在他手中成为现在的诗。以同样态度而写作,在中国的现时,并无一个人。(《论朱湘的诗》)

无可否认,朱湘具有非凡的写诗天才,所以,他的思维和行为便与一般常人格格不入。

从学生时代开始,朱湘似乎就一直不大守规矩。他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,在校五年,期间专读文学书,不肯上学校规定的必修课,常常跑到北大去听讲,由于旷课太多,被校方除名。后来几经交涉,学校才放他一马,准予他延期一年毕业。1927年,朱湘从清华毕业后,获得公费赴美国留学资格,只身一人到大洋彼岸入劳伦斯大学学习。许多人留美是为争个学位镀镀金,弄一顶博士帽回国邀功请赏,至少可以谋个像样的饭碗,而朱湘赴美留学偏偏放弃学位,把功课丢在一边,醉心于中文诗的翻译。最后连学业也没完成,就于1929年底匆匆回国了。在正常人看来,朱湘的这一系列举动只有一个注脚:“怪”。

朱湘从美国回来以后,于1930年春即受聘到安徽大学任教,而且被任命为英文文学系主任,运气也还算不错。当时的安徽大学设在安庆,校内聚集着陆侃如、冯沅君、饶孟侃、苏雪林等名士。朱湘早就在文学界享有盛誉,他到安大当教授,并非只得益于他的诗名。早在留美之前,他就发表过《李笠翁十种曲》、《三百篇中的私情诗》、《古代的民歌》、《五绝中的女子》、《郭君沫若的诗》、《评闻君一多的诗》、《评徐志摩的诗》,以及评论鲁迅《呐喊》、宗白华《流云》等一系列研究论文,在学界颇有影响。所以,他在安大很深受学生爱戴。

以朱湘的才识和名气,他若心安理得地在大学教育上用功,是可以在学术上大有作为的,起码可保一家老小衣食无虞。但是,诗人的气质注定了朱湘不会安于寂寞,他总得要弄出点什么声响来。

曹聚仁说过,“一位诗人,他住在历史上,他是个仙人;他若住在你的楼上,他便是个疯子。(《也谈郁达夫》)”朱湘到安大不久,苏雪林就领教了他的“疯劲”。一次,学校想派四个人到省政府去催拨积欠的薪水,请教职员推荐合适人选,有人提到苏雪林和冯沅君。朱湘立即插话,说:“请女同事去当代表,我极赞成。这样经费一定下来得快些。”当时就把苏、冯二人气得面面相觑,冯沅君说,这人是个疯子,犯不着跟他呕气。后来经过两年的相处,苏雪林更加认定:“听说一切诗人的性情总是奇奇怪怪,不可捉摸的,诗人朱湘所给予我的印象也始终是神秘两个字。天才是疯癫,我想这话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。”

朱湘写诗一丝不苟,做人也是如此,绝不与任何人敷衍,绝不在任何事情上敷衍。他孤高不与众合,太不懂得人情世故,从不去理会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变化,天生成一幅诗人的头脑和孤高的性格,这在常人的眼里就极不正常了。有些事,懂得人情世故之人往往忽略不计,而朱湘则认真得非此即彼,时常因此跟校方发生冲突,结果总是弄得不可收拾。最终因更改系名一事,朱湘与学校分道扬镳。校方嫌英文文学系名字太长,改为英文学系,朱湘不能接受,向校方提出异议,要求恢复原名。本来,这事不是不可商量,作为系主任的意见也应当考虑,由于他处理得生硬,当局认为有强加于校方之嫌,意见遂被否决。朱湘为此非常气愤,一怒之下,辞去所任之职,校方也没再挽留。朱湘连学校所欠的四个月薪水也没要,便带着妻小离开了安徽大学,离开了安庆,一去不复返。

 

丈夫·父亲

从此,朱湘开始步入失业的苦难生涯,也是他生命中的最为凄惨的最后一段岁月。

从安庆到朱湘的老家太湖百草林只有百十公里路程,他的四哥朱文庚少时从湖南回老家,继承了全部家产祖业,拥有数千亩良田,靠雇工收租过着小康的日子,生活相当安逸。在安大辞职以后,朱湘完全可以把太太刘霓君和孩子送回老家,靠四哥的帮助暂时过渡一下。这样,他可以从容地再去谋职,即可减轻许多压力,也可省去很多烦恼。然而,虽是同胞兄弟,他也不肯回去吃“嗟来之食”,而是把太太送回了湖南长沙的娘家。

作为孩子的父亲和妻子的丈夫,朱湘很不称职,严格地说,他不配享用这两个名份。他最最钟爱的是诗,而诗给他带来的则是贫穷,从结婚到当教授,他都没有给太太和孩子创造任何幸福,并且很少想到他们的饥寒温饱。相反,太太和孩子却因他受尽了人间的磨难。

留美之前,朱湘和霓君有一次生气吵嘴,他失手打了她,她被逼无奈回了娘家。他还好,连忙赔礼,哀求她原谅,绝对是真诚的。到美国以后,他在信中向太太解释了他发脾气的原因:“我受了外面的气,负了一屁股的债,又要筹款留学。”霓君原谅了他,带着孩子在国内,无依无靠,四处漂流,时而寄居在她妹妹的婆家,时而在尼姑庵中借宿,娘儿们忍饥受寒供朱湘读书。

朱湘绝不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,“而是一个最有天才又肯努力向上的诗人。”(谢冰莹语)他在美国放弃学位提前回国,乃事出有因。在劳伦斯大学时,朱湘一次去看纽约戏剧协会演员演出的《银索》,演出前他先读剧本,看到剧中人有几句侮辱华人的台词,于是愤恨地撕碎了戏票,没看演出就走了,对他来说很不容易的一点五美元票钱算是白扔了。还有一次,朱湘在法文班上看到法文教科书里把中国人叫作“猴子”,气得连课也不上了,法文教授不好意思地赶到宿舍向他道歉。朱湘不仅再也不去上法文课,而且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到手的文凭与学位,离开劳伦斯大学,转到了芝加哥大学求学深造。想不到,在这里他又遇到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。他发现日本人在翻译李白的诗歌,感情便又一次受到了伤害。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说:“我们诗人如李白的诗,已有日人在替我们代劳,我们应当愧死。”所以,他再也不去争取学位,开始埋头翻译中文诗。这几件事都很小,但朱湘看得则很大,因为它们涉及到民族的尊严,所以不能容忍。由此可见,朱湘的个性不仅可爱,而且可敬,凡有良知的人看到这几个细节,亦当绝不会再讥笑他的“怪”。

其实,朱湘的内心并不“怪”,他对他所信赖的人,是十分的直率和忠厚,愿意牺牲一切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。他对霓君更是怀着满腔的深情,他曾很动情地写信向她表白:“回国以后,我要作一个一百分好的丈夫,要做一个一百分好的父亲。”后来,他在美国写给霓君的情书编为《海外寄霓君》,书中充满了对家庭对朋友的爱,也充满了对国家对人类的爱。怎奈他无力摆脱经济的重压,因为经济,他提前回国了;回国以后,他在经济上并没有翻身,因而也就无法兑现他向霓君的承诺。

在安徽大学教书期间,霓君因事需回娘家几日,把儿女们托付给朱湘照管。他最小的儿子大病了一场刚好,又才断奶不几天,朱湘每日强迫他吃香蕉一枚,吃不下也要填鸭式地填下去,结果,这个婴儿因消化不良夭折了。这件事给霓君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。旧伤未愈又添新伤,朱湘因一时义气,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饭碗,彻底断了经济来源。失业后,他为了尽快谋个职业,南北奔走,四处漂流,今儿北京,明儿上海,行踪不定。家里入不敷出,老债未清,又添新债,他沦落到穷愁潦倒的地步,对妻小更是无力无暇顾及。霓君有苦无处诉,寄居在娘家忍气吞声,靠帮人做粗活维持她和孩子的生活。

由失业所造成的生存压力之大,远远超出了诗人的想象力。朱湘和他的妻小陷入难以为继的生活困境,一时谋不到职,他实指望能靠卖文为生,然而,这只能又是一个梦想。当时,靠卖文养家活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,许多名望很高的诗人作家都望而生畏,像闻一多、徐志摩这样的名人,都有着可靠的职业,文学创作只是一种副业。现实很快就让朱湘明明白白地尝够了卖文的苦头。

诗是卖不上价的。有家杂志向朱湘索稿,他答应了,但要求四元一行。结果,那位索稿的编辑就不要他的诗了。有的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,长期不寄稿费,他也不催,更别说上门去讨了,倒头来只能是自己吃亏生闷气。失业的生活很不安定,心境也因此很差,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写,写了又无处发表,积下了数种诗稿,放在霓君的身边,找不到出处,只能被束之高阁。朱湘完全陷入了生活的怪圈。

贫贱夫妻百事哀。生活的清苦导致了家庭的不幸,谋职无望,家境凄惨,朱湘和霓君的感情已面临严重的危机,离婚的话题无可避免地被提上了家庭的议事日程。

 

职业·饭碗

在失业的一年多时间里,朱湘一直在京沪两地间奔波,希望能谋到一份固定的职业,杭州、天津、武汉等地有他的同学和同事,他也去了。

1932年的秋天,朱湘来到武汉谋职,住在汉口码头旁边一家三等小客栈里,已是身无分文。他每天除了吃两碗面,便只拥着一床薄薄的毡子蒙头睡觉。饭吃不饱,又付不掉房钱,走不成,住不得,真比死还难受。走投无路之际,朱湘想到了他在安徽大学的同事苏雪林,她已从安大调到武汉大学,他便向她伸出了求助之手。手心向上借钱,对任何爱面子的人来说,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,尤其是对一向自视很高的诗人朱湘来说,更是令他感到羞耻的事。他在信中籍口途中被窃,旅费无着,请求通融数十元。信发出后,朱湘仿佛盼救星似的,屡屡问茶房有没有武大的人来找他。苏雪林接信后到旅馆一看,朱湘的容貌憔悴,服饰邋遢,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当年在安大趾高气扬的诗人。毕竟同事一场,苏雪林没有计较朱湘当初对她的不恭,如数付给他所需的路费。

第二年的10月,朱湘仍然没有找到工作,他再一次来到武汉,又去武汉大学拜访了苏雪林,以求能找到一点让他担任的功课。武汉大学的教授由教授委员会聘请,私人引荐没有多大用,再说当时也不是更换教授的时节,所以,朱湘的希望是无望的。

其实,朱湘有清华同学在武大任职,还有一个哥哥在武汉作官,若求他们,兴许可以解救他于危难之中。不知什么原因,他一直不去求他们帮忙,而只是去找帮不了他大忙的女士苏雪林。如果深究的话,也只能从“面子”二字上解释,他不愿让官场上的得意之人看到他的落难而因此更加得意。他以为,求苏雪林这样的文人,有一个“文”字相通,可以获得同情和理解。朱湘的这种心境,在他给他的留美同学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柳无忌的信中,有过真实的坦露:

在这个各大学已经都开学了,上课了许久的时候,才来托你,不用你说,我还有不知道是太迟了之理么?…… 我能不能教书,我们也同学过两年,你无有不知道的。现在才来托你,自然是嫌迟;我不过是对于我自己尽一分的人事罢了。能否有位置,有钟点,学校方面肯否找我去教,这些,不用你说,我也毫无把握;不过,既然生了,又并不是一个不能做事的人,也就总得要试一试。若是一条路也没有,那时候,也便可以问心无愧了。

无故的,忽然向了你说出这一些感伤的话,未免太煞风景;你也是一个文人,想来或者不会嫌我饶舌。就此停下……倘若,不论有指望没有,你能给我一个回信,那是我所极为盼望的。

类似这样的信,朱湘连连地寄给他的同学和同事,但都无下文。

1933年10月6日,朱湘由北平南下路过天津,特意到南开去看望柳无忌。两个老同学自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分别以后,五年没有见过面,虽有书来信往,略知各自的近况,但一见面,柳无忌仍然为朱湘的精神状态吃了一惊。柳无忌留朱湘吃了一顿午饭,下午在英文系为他安排了一场演讲,四十多位同学济济一堂,出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趣,大家对他的演讲报以极大的热情。朱湘讲的是中国新诗的派别、趋向及其成就,热情洋溢地朗诵了好几首个人的诗作,又当场回答了同学们诸多关于诗学问题的提问,产生了极好的效果,给南开英文系的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南开的这次演讲,是朱湘在失业之后过得最愉快的一个下午,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发挥他的才华。他是多么渴望重返大学讲坛,把他的学识奉献于中国的教育,把他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多年的收获奉献于中国的文学,然而,偌大的中国,竟没有他的一席生存之地,失业的痛苦正在一步步地把他逼向绝境。

朱湘的求职心情之切,那是外人所难以体验到的。求不到职,饥饿每天都在威胁着朱湘。他穷得连饭都吃不饱,为了糊口,就接连地把霓君寄给他的棉袍、皮袍送进当铺,他已经连御寒的衣服也没有了。柳无忌找同事给朱湘凑了一点路费,朱湘由天津抵达南京,然后乘船去上海,钱又花光了。他搭上了船,却没有钱买船票,挨到上海以后,茶房不许他下船。他好说歹说,茶房才同意他把行李押在船上,跟他一齐上岸找钱来赎。朱湘带着茶房来到赵景深家里借钱,这才摆脱了一场无地自容的尴尬。天气实在太冷,走出赵家,朱湘冻得受不了,又折回头去向赵景深借了五元,买了一件棉袍。

一次次扑空,一次次失望,朱湘被失业的包袱压得透不出气来,他的精神渐渐接近崩溃的边缘。

 

理想·现实

朱湘在求职的路上接连碰壁,及至绝望之时,他终于“明白”过来了:是诗歌和文章误了他的前程,害了他和他的太太孩子。

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,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,我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去理会;如今,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总账。(《致柳无忌信》)

朱湘所要结清的“总帐”,就是要与写诗和作文彻底决裂。在与柳无忌分手之际,朱湘一再叮嘱他的老同学,叫他转告他们的另外两个同学罗念生和罗皑岚,劝他们不要专写文章。这不是一时的赌气,而是痛苦的醒悟,因为他坚信:做文章误了他的一生!

事实上,对于诗歌艺术,朱湘曾经爱得是那么苦,又爱得是那么执着:

我的诗神,我弃了世界,/世界也弃了我……/给我诗,鼓我的气,替我消忧。/我的诗神!这样你也是应该/看一看我的牺牲罢。那么多!/醒、睡与动、静,就只有你在怀;/为了你,我牺牲一切,牺牲我!/全是自取的;我决不发怨声。(《石门集》)

而他对于生活的要求又简单得几近于可怜:

如其我能有你的那座苔屋,/日里在廊前看暖色逗清幽;/晚上读书,或许陪伴着朋友,/听栗子与柴薪对语在墙炉。

朱湘在诗之理想与生之现实的夹缝之中煎熬着,他的人格因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而发生了裂变。这一点,沈从文看得最为明白:

作者在生活一方面,所显出的焦躁,是中国诗人中所没有的焦躁,然而由诗歌认识这人,却平静到使人吃惊。在他的诗中,缺少那种灵魂与官能的烦恼,没有昏瞀,没有粗暴。生活使作者性情乖僻,却并不使诗人在作品上显示纷乱。作者那种安详与细腻,因此使作者的诗,乃在一个带着古典与奢华而成就的地位上存在。……一些长年的内战,一个新世纪的展开,作者官能与灵魂所受的摧残,是并不完全同人异样的!友谊的崩溃,生活的威胁,人生的卑污与机巧,作者在同样灾难中领受了他那应得的一份。……作者并不完全与“人生”生疏,文学的热忱却使他天真了。一切人的梦境的建设,人生态度的决定,多由于物质的环境,诗人的梦,却在那超物质的生活各方面所有的美的组织里。

非常令人惋惜的是,朱湘终于抗不住生活的重压,他的精神崩溃了。他在悼诗人刘梦苇的《梦苇的死》一文中,写下了这样一段凄婉悲切的文字:

薄命的诗人,你对生有何可恋呢?它不曾给你名,它不曾给你爱,它不曾给你任何什么!……临终时的失望,永恒的失望,可怕的永恒的失望,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……临终的时候,在渐退渐远的意识中,你的灵魂总该是脱离了丑恶的城市,险诈的社会,飘飘的化入了山野的芬芳空气中,或是挟着水雾吹过的河风之内了罢?……我不知道你在临终的时候,可反悔作诗不?你幽灵般自长沙飘来北京,又去上海,又去宁波,又去南京,又来北京;来无声息,去无声息,孤鸿般的在寥廓的天空内,任了北风摆布,……一声不响的低头自顾幽影,或是仰望高天,对着月亮,悄然落晶莹的眼泪,看天河边坠下了一颗流星,你的灵魂已经滑入了那乳白色的乐土与李贺、济慈同住了。

读着这段文字,谁能分清,是朱湘在哀悼他的诗友梦苇呢,还是他的自问自叹呢?

朱湘曾清醒地意识到,不能适应环境是他的致命弱点,他甚至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否定。他认为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失败,一个笑话,“我真是一个畸零的人,既不曾作成一个书呆子,又不能作为一个懂世故的人。(《我的童年》)”当诗人感到自己不能超越现实,而现实又令他痛苦不堪之时,他便认定,选择自杀这条路,是最好的解脱了。

1933年12月5日,在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上,朱湘倚着船舷,取出随身携带的酒瓶,一边饮酒,一边吟诵着海涅的诗。轮船行至马鞍山李白投江的采石矶下,朱湘纵身一跳,跃入长江,只溅起一圈凌乱的浪花,便被汹涌的江流吞没……船主从朱湘遗在船上的一口皮箱和夹袍内发现了他的名片,还有他太太的地址,当即给他的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于是,刘霓君在第三天接到了丈夫的噩耗,诗人投江自杀的新闻旋即登上了京沪等地的报纸……

 

是耶·非耶

朱湘终于发现,是诗歌欺骗了他!所以,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他心爱的诗神,以三十岁的青春年华,追随屈原和李白而去。

朱湘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他所钟爱的诗歌,这不能说不是他“醒悟”后的迷惑,恰恰在这一点上,构成了他人生的最大悲剧!诚然,是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诗人,是偏重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不需要诗歌,但绝不是诗歌艺术害了他。设想一下,如果他能适应环境,如果他不与安徽大学决裂,如果他失业后不再清高,请求亲友帮他一把,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……那么,他就不会至死还在为生活而挣扎,他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。这个道理,诗人当时应该是明白的,因为他无法实现这些个“如果”,所以,才把满心的悔恨转嫁到诗神的身上。

事实上,正是因为他对诗神献上了一腔纯洁的爱,诗神才为他赢得了生前生后名。他的文学活动总共不足十年时间,却给后人留下了《夏天》、《草莽集》、《石门集》、《永言集》、《中书集》、《文学闲谈》、《海外寄霓君》、《朱湘书信集》,还有翻译作品《英国近代小说集》、《朱湘译诗集》,共十种遗著。朱湘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,是不可抹煞的,他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春风得意的官人商人,早就化为粪土,被无情的历史长河冲洗得无影无踪。单从这一点看,不幸的朱湘又是非常之幸运的。令人遗憾的是,中国人是越来越看重眼前,越来越看重物质了,至于身后之名,还有那不可捉磨的艺术之美,越来越失去魅力,所以,朱湘以及许许多多的诗人一直在寂寞着,并将继续寂寞下去。

时过半个多世纪,我们面对朱湘的悲剧,仍然不能不为他的不幸而感到深深的悲哀。

对于朱湘的死,文学界有种种看法:

余伟文认为,朱湘自杀“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”,“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”。

何家槐认为,混乱的社会“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,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”。

柳无忌认为,不为写文章,“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的绝命”。

罗皑岚不明白,“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,难道竟无一个朋友?”

谢冰莹断定,朱湘自杀“是为穷”!

梁实秋则认为,“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,太怪僻了一点,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”。

这些人的观点都有道理,但都有偏颇或过激之处。准确地说,朱湘的死,是性格悲剧。诗歌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幸,因跳不出诗的诱惑陷入绝望,则造成了他人生的最大不幸。他或许没有想到,几十年过去了,人们还在提起他,恰恰是因为他的诗歌。所以,我极赞成苏雪林的态度,她看不惯朱湘为人处世的孤傲,而对他的诗歌艺术则给予很高的客观评价:他的诗篇先在这荒凉枯寂的世界开了几百朵的奇葩,又把他的灵魂带到美丽,光明的永恒里去!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,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,不过谁能力殉艺术,像诗人朱湘这样呢?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,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,有说不出的庄严,说不出的瑰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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