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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绝笔之作50年后重见天日  

2007-11-20 21:35:26|  分类: 文史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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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绝笔之作50年后重见天日

罗会祥

(原载上海《世纪》杂志)

  我看到湖南岳麓书社正式出版的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立即想到了他在江津的最后岁月。这确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。

  1937年10月,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,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。审判之后,他被监禁在南京南仓巷旁边老虎桥模范监狱,后因抗战爆发,于1937年8月提前释放。

 才 才陈独秀每次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以后,便埋头于学术,潜心著书立说。入狱后,他向几位老友索字,“以释消愁”。章士钊应邀为他写了一首诗,并在附言中建议:“世乱日亟,衣冠涂炭,如独秀幽居著书,似犹得所。”章士钊与陈独秀交往甚深,彼此相知,他为陈独秀所作的辩护,虽未能改变其命运,甚至遭到陈独秀的当堂反驳,但他劝陈著书的提议,却为“识时务”的陈独秀欣然接受。

  从此,陈独秀开始了艰辛的狱中著书生涯。

  五年的狱中生活,陈独秀没有虚度,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文字学,留下许多极有价值的著述,其中,耗时9年直到他逝世时尚未完成的一部书稿,便是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

  陈独秀为何要在身陷囹圄及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,坚持撰写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呢?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产生的过程及其命运又是如何呢?这确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。

  陈独秀在狱中一个人住一间牢房,起初,由专门的看守监视,不准读书看报,不准与外界通信,不准亲友探监,仿佛被塞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头盒,丧失了一切人生自由。一向好斗善斗的陈独秀,岂能容忍如此野蛮的监禁,他以绝食相争,要求一个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力。何应钦因仰慕陈独秀的大名,求他题字。陈独秀没有拒绝,写下“三军可以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相送,以表明自己不屈不挠的心志。陈独秀的抗争,终于赢得了国民党政府的“优待”:监狱破例为他设置了两个大书架,并搬来许多经史子集之类书籍供他阅读。另外,还给他配置了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,供他写作之用。

  有了书,陈独秀就有了用武之地。陈独秀博学多艺,不光精通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文字音韵学,还能熟练地运用英、法、日三国文字,通晓德语和拉丁语。学术界对陈独秀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学养是公认的,他的一些学界友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,劝陈独秀在狱中著书立说。陈独秀的文字知交胡适甚至还给他指明了路径,约他写文学性自传,加之亚东图书局的汪原放先生恳切索稿,陈便动手写《实庵自传》。他很快写出两章,一篇是《没有父亲的孩子》,另一篇是《江南乡试》。这两篇自传在陶亢德主编的《宇宙风》上刊出以后,读者甚众,反响颇佳,被誉为“传记文学之瑰宝”。汪原放进一步催稿,可是,陈独秀再也没有下文了。

  若从读者、出版、稿酬、以及历史价值诸多方面考虑,陈独秀无论如何都应当把自传写下去,一直写完,而他偏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苦燥无味的文字学。这期间,陈独秀写出一系列有关文字学的文章,如,《实庵字说》、《孔子与中国》、《老子考证》、《干支是字母说》,统由《东方杂志》发表。汪原放紧盯着陈独秀的文学自传,苦苦逼稿,陈独秀仍然不买账。

  陈独秀为什么偏偏要弃热门,求冷门,如此热衷于钻研文字学呢?陈独秀在给汪原放的一封信中,透露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态:“自传尚未动手写……我很懒于写东西,因为现在的生活,令我只能读书,不能写文章,特别是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,生活中太没文学趣味了!”他还特别强调说,“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,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,只有自然科学、外国文、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,反而可以消遣。”

  要说对陈独秀性格的了解,知音还是蔡元培。他听说陈独秀在狱中研究古文字,没有劝其改弦易辙,而是顺其自然,委托刘海粟,代表他和胡适、叶玉甫、章士钊、杨杏佛等人,专程赴南京探监。蔡元培和叶玉甫分别给陈独秀捎去一部《尔雅》和一套《小学》。

  此时,陈独秀已经着手编撰《识字初阶》(后来更名为《小学识字教本》),他得到《尔雅》和《小学》两部古文字学专著,欣喜异常。刘海粟探监之前有心向陈独秀求字,所以便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,当他表明求字之心时,陈独秀慨然应允。陈独秀兴致正好,挥毫泼墨,一气呵成,语出联成:上联是“行无愧怍心常坦”,下联是“身处艰难气若虹”,上题“刘海粟先生雅教”,下落“独秀”。联语所抒发的开阔之胸襟,书法所倾泄的豪迈之意气,堪称“双绝”,其文其字,非陈独秀其人难为也。

  陈独秀在狱中埋头编撰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在他看来,中国过去的小学家都拘泥于许慎和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》及其注解,很难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字科学。他认为,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发展,因此,他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,把前人的谬误纠正过来,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,建立一个科学的文字学体系。

  陈独秀在狱中写有七言诗《金粉泪》5 6 首,最后一首曰:“自来亡国多妖孽,一世兴衰过眼明。幸有艰难能炼骨,依然白发老书生。”这末两句,逼真得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“独秀晚年自画像”。若不是“白发老书生”,又怎么能在与世隔绝的囚牢之中依然平心静气,醉心于枯燥无味的学术研究?而且如醉如痴进入一种忘我境界?

  据濮清泉先生回忆,陈独秀在狱中曾因古文字与他人进行过两场“学术之争”,真实地展示了他那“老书生”的性情。

一次是与郭沫若。

  郭沫若是古文字专家,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观点,说,古人不知道人是从何处而来,只见新生命从女人的阴部降生,以为女阴非常之神奇,因此便有“生殖器崇拜”。他还说,古文字中的“也”字,其实就是女性阴部的象形。

陈独秀在《实庵字说》一文中,既赞赏郭沫若的卓见,又指斥了郭的浅薄之处。

  《实庵字说》发表以后,郭沫若为反驳陈独秀的批评,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答复。他没有从正面驳斥陈的观点,而是采取釜底抽薪之术,推翻了陈的立论根基。他认为,陈独秀的见解掩饰不住他的孤陋寡闻,但也情有可原,因为他在狱中无书可读。言下之意,你陈氏文字学理论是凭空想象。不过,郭沫若还算谦虚,他承认陈独秀在文字学方面是行家,是前辈。

另一次是与民间学究程老先生。

  程老先生是江苏南通人,平生痴迷于小学,用心良苦,造诣精深。他听说陈独秀在南京坐牢,因慕其文字学之名,专程赶到监狱拜访陈独秀。两人一见如故,互道钦佩之情,接着,互相赠送了各自的著作。

  在交流学术心得时,一开始,气氛很融洽。陈说,老先生卓见。程则说,陈先生非凡。彼此均有所获。可是,两人说着说着,语锋便不对了,双方的话语之中“杀机”顿生,为了一个“父”字,争得面红耳赤,拍桌子打板凳,只差没有动武了。

  陈说,这个“父”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,以手执杖,指挥别人行事嘛。

  程说,不!“父”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,教人炊饭。

  两人剑拔弩张,谁也说服不了谁,到末了,只有耍蛮了。

  陈说,你不通!

  程说,你不通!

  陈说,你浅薄!

  程说,你浅薄!

  这两个老夫子在学问上的认真劲儿,旁人看了一定觉得好笑,但他们并未因此伤了和气。争论过后,陈独秀给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了一封信,推荐程老先生到他那儿去教文史。不料,罗家伦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为借口,拒绝了程老先生,同时自然也驳了陈独秀的面子。陈独秀听说后,反唇相讥,说,他罗家伦才迷信鬼神呢,他敬的鬼神(蒋介石)是万鬼之中最恶的鬼。

  暮年的陈独秀仍然不失书生意气,为人为文总是来不得半点含糊。

  在狱中度过5个春秋的陈独秀,完成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上编。这是一部文字学巨著,分上下两编,上编解字根及半字根544个字,共分10类;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。古人因为童年初学从认字开始,故称识字为“小学”,汉代以后统称研究文字为“小学”,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才有“文字学”一说。陈独秀编撰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以极其科学的方法,深入浅出地讲明每个字的来源及其演化,对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文字学进行了梳理,在芜杂的各家学说之中,理出了一个科学的体系。

  1937年8月26日,日寇的飞机轰炸南京,正是午夜时分,有八枚炸弹落在了陈独秀所在的监狱。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,加之国共已经实行合作,在日机夜袭南京的第二天,当局就宣布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所有政治犯释放了。

  陈独秀出狱以后,在武汉有过短期的居留,1938年7月2日,便移往重庆。陈独秀在重庆也未久留,只住了一个月,就在他的同学和朋友邓季宣和邓仲纯的帮助下,于8月3日迁居江津。此时,“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允许,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。”(高语罕语)

  江津是一座位于重庆上游的沿江县城,当时有80万人口,安徽流亡人士大多聚集在这里及其附近乡下。陈独秀到江津以后,“不但用具全无”,连“屋也没有了”,真正是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。起初,他住在邓仲纯的家中,最后定居在离县城20里左右的“杨氏山庄”,直至去世。

  其实,陈独秀在江津并未做游手好闲的“寓公”,而是专心继续他的文字学研究。当时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就设在江津下游的白沙镇,他的许多学生及友人都在该校任教,无论是进行学术交流,还是与友人话旧,他都不象在狱中那样寂寞了。

1941年,陈独秀的《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》已经编定,他油印了50份,分送同好征求意见。他的学生魏建功也是文字学家,他认真地研究了老师的《例表》,认为“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”。

  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,生活十分凄凉,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,生活上主要依靠亲友的接济,以及“北大同学会”的定期资助。但是,陈独秀富贵不淫,贫贱不移,始终不失作人的原则:国民党官僚和共产党叛徒的钱不要,不是知交的施舍不要。平时,他总是以书法、金石篆刻或撰写碑文回报亲友的馈赠,或替报刊撰稿换取不固定的稿酬。

  这期间,陈独秀与台静农的交往较为密切,一来是同乡,二来他和台静农的父亲相处较深,再者,他对台静农的文才和书法也颇为赏识。台静农携一家老小入川避难,刚到江津时,曾在国立编译馆挂了一个职务,每月120元俸禄。国立编译馆为了躲避空难,已由重庆迁到江津白沙镇,馆长是著名的化学家陈可忠。从1939年7月开始,台静农在编译馆先任编译,后升任编审。陈独秀想通过台静农的关系,把《小学识字教本》交给编译馆出版,以便换一点薄酬维持生计。台静农自然全力以赴帮助陈独秀促成此事。

  经台静农的疏通,编译馆已明确应允接受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了,并且分两次予支了1万元稿费。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,而且对陈独秀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可谁知,一桩好事突然节外生枝,1942年,由陈立夫兼任编译馆的馆长,陈可忠退居其次改任副馆长。仅仅是因为书名的问题,陈独秀与陈立夫发生了争执,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出版便中途搁浅了。

  编译馆隶属于教育部,陈立夫是教育部长,他说,“小学”容易引起误会,读者会错以为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就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,因此主张把“小学”二字改掉。如果仅仅就出版的角度考虑,按陈立夫的意见改一下也未尝不可,假如暗含着政治因素,即使书名改掉,也是难以顺利出版的。何况陈独秀坚决不改呢?

在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出版事务中,陈立夫三番五次从中作梗,陈独秀大为恼火。他一点不留余地地说,若果真不能通融,“只有设法退还稿费”。

  陈独秀与陈立夫发生僵局,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出版也就化为泡影。台静农也于这一年辞去国立编译馆的编审之职,直到50年以后,回忆起这件事,他还为陈独秀感到遗憾。

  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未能正式出版,编译馆予支的那1万元稿费,陈独秀生前未动一分,弥留之际,他还嘱咐家人不要动那笔钱。其间,为了缓和二陈的矛盾,编译馆曾将陈独秀的稿子油印几百部,分赠学术界人士。因此,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虽未正式出版,但已在社会上流传到各地。

  1941年的夏天,陈独秀的胃溃疡和高血压时常发作,他的身体已极度衰弱。一天,他听说魏建功、台静农等人在屈原的祭日相聚饮酒,且酩酊大醉,心中十分羡慕。闻景生情,感慨万端,他即兴赋诗一首,书赠魏建功。诗曰:“除却文章无嗜好,世无朋友更凄凉。诗人枉向汩罗去,不及刘伶老醉乡。”

  此时的陈独秀,其处境和心态已不是他早年在政界、学界叱咤风云之时的状况了,他的诗文隐隐地流露出一种对世事的无奈。在此之前,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友人,都曾劝他,在有生之年写写大革命史,他的学生们也曾劝他停止文字学的研究,可是,他终于没有听信他们的劝告,仍然执迷于他在文字学上的追求,煎熬于晚年凄凉的岁月。

  到了1942年的暮春,陈独秀的疾病日渐加深,而且脑充血也发作了。

  这时,他念念不忘的是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他在5月1日给魏建功、台静农的信中说:“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,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。”现在看来,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他的遗著所作的一种“交代”。

  5月13日,陈独秀刚刚写完“抛”字,突然病情加重,一卧不起。为了治病,他这个一生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唯物主义者,竟然病急乱投医,轻信了江湖郎中的偏方,以扁豆花煎药服下,结果,中毒身亡。5月27日9时40分,陈独秀与世长辞,享年64岁。

  陈独秀在晚年倾注全部心血编撰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成了一部残卷,而“抛”字竟成了他的绝笔。或许是天意,陈独秀抛却人世间一切的纷争和杂念,抛却他的亲友,抛却他未竞的事业,怀着深深的遗憾撒手西去。

  陈独秀逝世以后,除了一些知情人和看过油印本的人,很少有人知道《小学识字教本》这部文字学专著,即使是知情人,随着岁月的流失,也渐渐地淡忘了。出人意料的是,台湾的语文研究中心于1971年正式出版了陈独秀的这部遗著,由赵友培题签,梁实秋作序。令人不解的是,全书竟然不见陈独秀的名字。大陆的学者有人知道这是陈氏的著作,却不知道何以抹去了陈氏的大名,至于局外人,就更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了。

  1989年秋,大陆学者陈漱渝赴台访问台静农先生,台老说起台湾出版陈独秀遗著的事,才揭开了迷底。原来,梁实秋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更名为《文字新诠》,抽掉了陈独秀的原序,自己重新作序,只字未提原作者,就把书拿去出版了。台老认为梁实秋的这种作法是不妥当的。陈独秀当初给台静农的一叠信件,台老一直保存着,信的内容都是有关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出版一事的讨论。台静农赠给陈漱渝一本《文字新诠》,并且将油印的陈独秀的原序平平整整贴在封里。

  陈独秀的原序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本书取习用字三千余,综以字根及本字根凡五百余,是为一切之基本形义,熟悉此五百数十字,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,皆可迎刃而解,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,而孳乳者也。”

  所幸的是,在陈独秀逝世半个世纪以后,湖南的岳麓书社正式出版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还历史本来面貌,陈独秀的这部遗著终于得以在中国大陆流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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